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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璃在古代為釉陶﹙陶胎鉛釉製品﹚類物品的總稱。琉璃最早自漢代即產生,亦稱為低溫鉛釉製品。與瓷器燒制有所不同在於瓷器燒制溫度需達到1200度以上,而陶器所需的燒制溫度為800至900度之間,相較之下陶胎鉛釉製品較為低溫。漢代燒制的琉璃經考古多於墓葬之內,其多為陪葬品與日常生活用品如陶罐、器皿等。自漢朝劉歆《西京雜記》卷一記載:“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帝斬白蛇劍。劍上有七彩珠,九華玉以為飾,雜廁五色琉璃為劍匣。 ”由下圖可知當時琉璃為裝飾物品。山西為琉璃的主要產地,自漢代出土的琉璃考古來源多於太原、大同、長治、運城、聞喜、芮城、平陸、河津等地。而筆者前往勘查之地區為長治、晉城、運城、臨汾此四區作山西琉璃脊飾之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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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西省平遙縣出土綠釉三層廡殿頂禽鳥禦人陶樓。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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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山西省芮城縣出土綠釉廡殿頂陶磨坊。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拍攝

至北朝時期琉璃的運用從陪葬品與日常生活用品轉為建築屋頂的裝飾。而最早將琉璃使用在建築上的文獻為《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條中記載:“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有。[1]過去在大同北魏古都考古發現有琉璃碎片,其釉色呈現淺綠色,可推測北魏時期已將琉璃作為建築物之裝飾構件,但考古物僅止於碎片遺跡,尚無完整的琉璃遺物。[2]

在隋朝之前,綠釉陶琉璃多用於生活器皿上,而建築物的瓦件多為灰色,綠琉璃在建築裝飾上不廣泛使用。後將綠色琉璃瓦用於屋頂上的為何稠此人,自《隋書‧何稠傳》記載:“時中國久絕瑠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綠瓦為之,與真不異。”何稠為隋朝著名的工藝家與建築家,精於制瓷,經過他改進制瓷的方法,將燒瓷的溫度提高,使得瓷器的質地堅固。他也研究琉璃,為燒制琉璃還曾經到江西的景德鎮採辦燒制綠瓷的瓷土,將所吸取的制瓷經驗使用於當時的琉璃工藝技術上。因何稠此事後包含元、明、清時期琉璃構件則逐漸廣泛運用於建築物屋頂上。因隋唐時期,佛道等宗教發展興盛,匠師將琉璃技術運用於製作佛、菩薩等像中,使得琉璃工藝與雕塑技藝結合。

琉璃技術的鼎盛時期莫過於唐朝,當時政權穩固,商業發展間接影響制陶業興盛,產生釉色絢麗的唐三彩又稱三彩釉陶。自山西太原、榆次、臨汾、運城、長治等地考古發現多數唐三彩俑物與器皿,因唐朝盛行厚葬使得其工藝達到巔峰。[3]唐朝琉璃不僅運用於器物與陪葬品上,更突破原有建築物屋頂裝飾而有琉璃吻獸和瓦件的應用,琉璃瓦在唐時期也是最早出現的建築構件。自唐貞元十一年法興寺碑文中得知其西有琉璃寺,距離介休古瓷窯三公里,可推測當時法興寺與琉璃寺的琉璃應為介休古瓷窯所燒制。唐末戰亂後,於北漢天會十四年(970)於介休《洪山寺重修佛殿記》碑文中記載﹕“椽鋪玳瑁,瓦甃琉璃”表示洪山寺大殿上存有琉璃構件。

山西大同為遼代的陪都,其為文化經濟重鎮使得琉璃業亦發展迅速。當時在大同的朔縣杭芳園棲靈寺遺址內發現琉璃瓦的殘片,為建築上運用琉璃之佐證。至宋朝因建築發展鼎盛,重視其裝飾與色彩,琉璃不僅運用在建築物的裝飾構件如宮廷、衙署、寺廟、祠宇等,另發展運用至整個琉璃屋頂,在宋代實為提升建築工藝之美。宋朝古都汴京的佑國寺鐵色琉璃塔為至今保存較完整之琉璃建築。自宋代文獻《攬轡錄》及《玫媿集》中可發現內有描述琉璃運用於較大的建築,其屋頂為琉璃瓦所覆蓋,由此可見宋朝琉璃構件已普遍運用於山西寺廟建築中。自河南開封市有一宋朝時建造的琉璃塔,其整體建築使用赭黑色的琉璃構件,因看似黑鐵所以有鐵塔之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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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封佑國寺的琉璃貼面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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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封佑國寺塔外觀局部

(資料來源: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編《中國古作建築技術史》第八章第五節琉璃磚瓦的製作技術p.265、266,1985年10月)

元朝保留較完整的琉璃建築多位於目前山西省內的五台、平遙、介休、汾陽、洪洞、翼城、芮城、潞城及晉城等地區[5]。元朝以前琉璃多用陶胎即為黏土碾碎過濾後再壓制,到元朝時期則使用黏土、瓷土,而琉璃使用形式除鴟吻、垂獸、仙人,又出現堆花脊筒、武士、龍鳳及花卉等裝飾構件。構件的造型較無過去宋、金時期拘束,顯得自由,其釉色色彩更多元,使得建築屋頂色調有華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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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瑠璃鴟吻。資料來源: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國家遺產中心

明代的琉璃多用於宮廷、官府、宗教建築的裝飾上。後於山西有琉璃龍壁出現,分佈於山西省各地包含大同、代縣、介休、太原、清徐、榆次、長治、運城、聞喜、汾陽、臨汾、襄汾、翼城等地。而大同的九龍壁為明初時期山西琉璃的代表作。後明太祖的第四子朱棣為紀念其母親建造瓦頂、地面、影壁、花罩、神龕、供桌、燭臺等皆為琉璃的報恩寺。過去在元代山西南部地區燒制琉璃的過程中,創造了一新的琉璃製品稱為琺華器,琺華以陶土作胎,明代山西琺華器多為小的器皿,到永樂時期鼎盛發展,多使用於佛寺、道觀、神龕及屋頂構件[6]。屋頂構件則有鴟吻,脊飾雕塑則有菩薩、僧侶、仙人、童子等人物以及龍鳳、獅子、麒麟、象馬等動物。明代琉璃除運用在殿堂脊飾、照壁、牌坊外,另用來鑲砌成高塔,如洪洞廣盛上寺的飛虹塔、陽城海會寺的舍利塔、五臺山獅子窩的琉璃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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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琉璃樓汾城古建築群。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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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琉璃樓閣脊剎。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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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三彩盤龍琉璃香爐。筆者拍攝

清朝時期琉璃業逐漸衰退,從建築屋頂可發現素面的脊筒增多,鴟吻形體的變化以及匠師提記的記錄也減少許多。雖琉璃逐漸衰退,但清道光至光緒年間隨著修復寺廟等建築其琉璃製作仍有不錯的成果,如高平清夢觀、榆次志公塔、介休後土廟、解州關帝廟(圖2-31)等建築上的琉璃製品皆為此時期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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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州關帝廟清琉璃影壁。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拍攝

大多琉璃業為祖傳世家,有名的琉璃世家如清雍正二年(1726)起始的陽城東關和後則腰喬氏、清嘉靖年間(1522-1566)的太原馬莊山頭蘇氏、萬曆年間(1573-1620)的河津東堯頭呂氏等[7]。其中筆者曾實地探訪過河津東窯頭呂氏琉璃業世家,其製作琉璃之過程與技藝將會詳細論述於本研究的第四章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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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地區自遼金至清代脊刹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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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地區自遼金至清代各種獸件之特徵。

(資料來源:吳慶洲,《中國古建築脊飾的文化淵源初探》,P.19,[期刊論文]-華中建築1997年)

 

[1]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編《中國古作建築技術史》p.265,1985年10月

[2]柴澤俊《山西琉璃》P.3 [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3]柴澤俊《山西琉璃》P.5 [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4]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編《中國古作建築技術史》第八章第五節琉璃磚瓦的製作技術p.265,1985年10月

[5]柴澤俊《山西琉璃》P.12 [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6]柴澤俊《山西琉璃》P.19 [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7]柴澤俊《山西琉璃》P.51 [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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